近日报道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被问及应对长期国债收益率回升的可行手段时表示，最极端的选项是动用美军，“如果必要，会出动美军”。这一表态在财政部加大对长期国债市场干预的背景下引发关注。

近期，美国财政部罕见地加强了对长期国债市场的干预力度。财政部长曾表示，可能进一步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此前财政部已宣布将回购规模至少翻倍。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19日，美国联邦债务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其中约32.27万亿美元为公众持有债务，约7.78万亿美元为政府内部账户之间的余额。2025年全年债务增加约3万亿美元，最近一万亿美元的增量不到五个月就完成。

与此同时，2026年以来公司债发行显著扩大。截至8月中旬，企业债发行约1.68万亿美元，同比增长近27%。其中，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直接关联的债券比例明显上升，募集资金主要用于AI算力中心、电力配套和专用芯片等资本性支出。

从2017年美债总量约19.95万亿美元起算，不到十年债务规模已翻番。历史上美国债务从1981年首次达到1万亿美元，到如今增长速度显著加快。此轮快速扩张并非偶然：疫情期间G7国家为应对流动性紧张大量发行短期国库券，全球对美国国债的避险需求使其成为首选。但这些债务并未在到期时得到偿还，而是被不断滚动续发，眼下到期债务集中到来，续发时面临的是远高于原发行时期的利率。

财政部最新季度声明显示，第三季度净借款需求为1.3万亿美元，其中约4200亿美元用于到期债务的滚动续发；每日净借入约60亿美元，其中一半以上用于支付利息。这意味着大量新增借款并非用于新增支出，而是维持既有债务不发生违约的“技术性”操作。随着低利率时期发行的旧债到期并被高利率新债替代，债务的加权平均利率将上升，利息支出的增速将快于债务总量的增长。按此路径，净利息支出在2028年可能成为仅次于社会保障的第二大联邦支出项。

以约3.4亿常住人口估算，40万亿美元债务折算到人人均负担约11.76万美元，四口之家名义分摊近47万美元，相当于美国中位家庭年收入（约8万美元）的近6倍。国会预算办公室数据显示，2026财年前10个月联邦政府净利息支出累计已达1.14万亿美元，预计全年将超过1.35万亿美元。相比之下，目前年度军费约1万亿美元，仍低于利息开支约3000多亿美元——这是自1945年以来前所未有的局面。

面对市场对赤字规模、债务供给与长期通胀风险的重新定价，所谓“债券义警”通过要求更高的长期收益率来施压。8月19日，美国财政部采取了直接干预措施，将10年至30年期国债单次回购规模从原先20亿美元提高到至少40亿美元，并计划在9月9日至11月4日期间执行。按计划，本季度长期国债额外回购至少增加140亿美元，季度内各期限国债的最高回购规模由原来的690亿美元提高到约830亿美元。公告发布后，30年期国债收益率从约5.34%一度下行至约5.18%。

但回购并不等于减少总体债务。回购可以缩小在市面上的长期债券流通规模、改善市场流动性，但若财政赤字和长期债务供给未见根本变化，单靠扩大回购难以持续压低长期融资成本，总体债务风险仍然存在。

美国国债长期以来被视为全球核心安全资产，得益于美元的国际结算与储备地位、市场规模与流动性以及从未发生主权违约的记录，使得在不确定时期资金持续涌入美债以避险。然而，当前市场出现流动性“停滞”——长期国债收益率正开始脱钩于短期利率走向。按照传统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美联储调整联邦基金利率应向收益率曲线传导，带动短中长期利率同步移动。但长期收益率更多反映未来短期利率预期与期限溢价，后者受到通胀预期、财政赤字规模、债券供给和投资者对持有长期资产所需补偿的影响。

综上所述，财政部的短期干预在一定程度上能缓和市场波动，但若根本的财政不平衡与高额新增债供给未被遏制，长期利率和利息负担仍可能继续上行。这也是为何在债务压力增大的当下，市场、财政与政治层面的博弈愈发激烈，并引发包括极端言论在内的各种应对设想。